第二百八十章 其乐融融
有些个人的事,苏长青亲历两次都说不太清楚,但明白张导的说法更接近事实,历史应该看主流而非个体。
如果六十多年前国民都是《鬼子来了》中那种精神状态,就没有后来多年的战争,也不至于付出两千多万生命代价,翻译官最终被枪毙可不仅仅是因为当初选择了学日语。
有些事不能太文青,非要强调个体状态和命运,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扭曲。
《鬼子来了》是根据作家尤风伟的小说《生存》改编的,但将原著军民奋勇抵抗侵略的主题放一边了,只提炼了其中农民愚昧和战争荒诞的元素。
这个已经不算借鸡生蛋,差不多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后来两部作品还就版权问题打了官司。
苏长青没兴趣选边站加入争论,姜导聪明得很,何必和装睡的人较劲,反而问:“您打算如何表现真实,用伪纪录片模式拍摄?”
姜导后来拍《鬼子来了》,许多片段看着的确像纪录片,但总体风格却不是伪纪录,这算是排除法聊天,故意说不会发生的事。
重生五年了,苏长青越来越麻木,大多数时间对已知的未来视而不见,虽然这个世界充满灾难,但也不会接受一个神棍样的人指点未来,装作无知最省事省力。
然而姜导现在显然还没确定最终的创作形式,有些迟疑:“伪纪录片恐怕不行,对话太多了,人物冲突一个接一个,弄得太伪就恶心了。”
苏长青忍不住看了一眼葛忧,想起他后来在《让子弹飞》里狂喊“恶心”的经典片段,演得太好了。
不过这完全是意识流,并非针对眼前的人和事,大家聊天还是其乐融融的。
张导却不肯将话题糊弄过去:“你还没说电影主题呢,别急着聊形式。”
项目投资都拉来了,怎么可能主题还没定,姜导碰上较真的只好认真解释:“我这电影放弃了宏大叙事,没有《红高粱》里罗汉叔那样的角色,不过有一点差不多,都是偏僻农村遭遇日军的故事。”
姜导把大概故事说了一遍,并不复杂,普通农民男主正和寡妇啪啪啪,不知是哪路人突然送来两个麻袋,逼他帮忙照顾,八天后会来取走:“出了问题要你的命!”
麻袋里一个日本兵一个翻译官,八天后没人来取,男主和寡妇无法处理,只好养了起来。
半年后日本兵和男主混熟了,提出用粮食换自己的命,村里人一商量就同意了。
日军按约定送来了粮食,还和全体村民开了个热闹的联欢会。
此时天皇已经宣布终战,联欢会开完后日军大开杀戒泄愤,屠村之外还一把火将村庄夷为平地。
男主正好外出逃过一劫,为了报仇杀入日军战俘营,砍死了几个战俘受到国军审判,处决时被之前照顾半年的日本兵砍了头。
实事求是地说,作为抗日片这个不太合格,全片没有反抗的成分。
不过影片依然是优秀的,姜导想要表达的恐怕是对战争的态度:谁都靠不住,国与国之间的友谊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不能放松警惕。
虽然片中的农民刻画得太蠢,一个个为了粮食不要命,但这片子后来获得不少国际奖,至少也让外面的人了解了,当年日军对中国一个偏僻农村里的善良农民都干了什么。
然而这有多大意义值得怀疑,中国恐怕很少有人关心欧洲的某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战争,何况是几十年前的,人家也一样。
巩琍奇怪地看着姜导:“所以这是一群农民为了粮食惹来杀身之祸的故事?”
“你这理解也太狭隘了,”姜导苦笑着摇头:“不过有一点说得倒是对的,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状态就是挣扎,粮食就是一切。”
张导提醒:“外敌和内乱是两码事,你这故事太复杂,如果最终拍出来还是这样的话,我怀疑过不了审。”
虽然张导三年前拍内乱的《活着》也没过审,但二者的性质还是不太一样的。
姜导不认同:“在生存面前是一码事,战争对一般百姓而言是无妄之灾,无论被划归哪个阵营,命运都无法掌握,只能以最朴素的生存法则求存。”
然后他又问苏长青:“是不是这么回事?”
苏长青这次坚决站队张导:“所以您这部电影里男主在灭村后复仇也仅仅是生存权被剥夺后的绝望之举,整部电影下来他的觉悟没有任何提高?”
姜导露出特有的自信微笑:“觉悟是一种教育,咱们这片子里的主人公大字不识一个,不能这么要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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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被俘虏的日本兵,一个被武士道洗脑的家伙,一开始寻死觅活的,算有很强的另类觉悟吧?
可过了那股劲,在生存的诱惑下还是建议用几车粮食换他的命,最终为了能活着回国,也毫不犹豫地砍了男主的头。”
苏长青还是不认同:“姜导这故事是历史虚无主义,您假设了一个村庄的几百号村民极度封闭,在八年抗战之后依然没有基本的是非立场,等于说他们是蠢死的。”
张导一直在摇头:“我知道你是故意的,你可得接受我的教训。”
拍电影不是即兴演讲,可能会说错话,剧本翻来覆去打磨,想表达什么当然是故意的。
另外《活着》获得戛纳评审团特别大奖,葛忧封了影帝,《鬼子来了》恐怕就是在复制这种成功,后来果然也拿了戛纳评审团大奖。
连阿佳妮听着翻译都发现了问题:“我很难理解,是什么样的军队会把两个危险的俘虏随便扔给一个农民,然后就置之不理了呢?”
这个不能怪姜导,原著小说就是这么写的。
故事发生在河北,抗日末期仍在那坚持敌后抗日的还能是谁,阿佳妮和张曼玉等人不知道,其余人的心里都清楚。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俘虏极少,难以想象会如此随意地处置,对方还是用枪指着男主的头,不但逼他保管好人,还得抽空审审。
当时农民近乎百分百文盲,审个屁,实在是匪夷所思的情节。
绝大多数后来吹捧这部电影的文章都回避了这个最关键的情节,实际上问题显而易见,连一个外国人都感觉不合理。
苏长青笑着夸了阿佳妮一句:“你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姜导也明白这是硬伤,叹了口气:“总得有个设定,小说最初就这么写的。”
苏长青微笑着敬他一杯:“所以姜导为了说这样的故事,只能先接受这样的魔幻设定。”
张导缓缓嚼着花生米:“你这做法危险,是在强行表达自己的观点。”
姜导喝了口酒,跳过了这话题,仍然非常自信:“故事是弱了点,那也得看谁说,我有把握讲好了。”
这是握有话语权的自信,他也的确值得拥有,姜导的才华无可置疑。
他反问苏长青:“再怎么着我这也是抗日片,您还能拍么?”
苏长青在日本有公司,之前两部片子是与日本人合作的,说这话就有点诛心了。
刘雨菲和穆沐对视了一眼,脸都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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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六十多年前国民都是《鬼子来了》中那种精神状态,就没有后来多年的战争,也不至于付出两千多万生命代价,翻译官最终被枪毙可不仅仅是因为当初选择了学日语。
有些事不能太文青,非要强调个体状态和命运,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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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青没兴趣选边站加入争论,姜导聪明得很,何必和装睡的人较劲,反而问:“您打算如何表现真实,用伪纪录片模式拍摄?”
姜导后来拍《鬼子来了》,许多片段看着的确像纪录片,但总体风格却不是伪纪录,这算是排除法聊天,故意说不会发生的事。
重生五年了,苏长青越来越麻木,大多数时间对已知的未来视而不见,虽然这个世界充满灾难,但也不会接受一个神棍样的人指点未来,装作无知最省事省力。
然而姜导现在显然还没确定最终的创作形式,有些迟疑:“伪纪录片恐怕不行,对话太多了,人物冲突一个接一个,弄得太伪就恶心了。”
苏长青忍不住看了一眼葛忧,想起他后来在《让子弹飞》里狂喊“恶心”的经典片段,演得太好了。
不过这完全是意识流,并非针对眼前的人和事,大家聊天还是其乐融融的。
张导却不肯将话题糊弄过去:“你还没说电影主题呢,别急着聊形式。”
项目投资都拉来了,怎么可能主题还没定,姜导碰上较真的只好认真解释:“我这电影放弃了宏大叙事,没有《红高粱》里罗汉叔那样的角色,不过有一点差不多,都是偏僻农村遭遇日军的故事。”
姜导把大概故事说了一遍,并不复杂,普通农民男主正和寡妇啪啪啪,不知是哪路人突然送来两个麻袋,逼他帮忙照顾,八天后会来取走:“出了问题要你的命!”
麻袋里一个日本兵一个翻译官,八天后没人来取,男主和寡妇无法处理,只好养了起来。
半年后日本兵和男主混熟了,提出用粮食换自己的命,村里人一商量就同意了。
日军按约定送来了粮食,还和全体村民开了个热闹的联欢会。
此时天皇已经宣布终战,联欢会开完后日军大开杀戒泄愤,屠村之外还一把火将村庄夷为平地。
男主正好外出逃过一劫,为了报仇杀入日军战俘营,砍死了几个战俘受到国军审判,处决时被之前照顾半年的日本兵砍了头。
实事求是地说,作为抗日片这个不太合格,全片没有反抗的成分。
不过影片依然是优秀的,姜导想要表达的恐怕是对战争的态度:谁都靠不住,国与国之间的友谊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不能放松警惕。
虽然片中的农民刻画得太蠢,一个个为了粮食不要命,但这片子后来获得不少国际奖,至少也让外面的人了解了,当年日军对中国一个偏僻农村里的善良农民都干了什么。
然而这有多大意义值得怀疑,中国恐怕很少有人关心欧洲的某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战争,何况是几十年前的,人家也一样。
巩琍奇怪地看着姜导:“所以这是一群农民为了粮食惹来杀身之祸的故事?”
“你这理解也太狭隘了,”姜导苦笑着摇头:“不过有一点说得倒是对的,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状态就是挣扎,粮食就是一切。”
张导提醒:“外敌和内乱是两码事,你这故事太复杂,如果最终拍出来还是这样的话,我怀疑过不了审。”
虽然张导三年前拍内乱的《活着》也没过审,但二者的性质还是不太一样的。
姜导不认同:“在生存面前是一码事,战争对一般百姓而言是无妄之灾,无论被划归哪个阵营,命运都无法掌握,只能以最朴素的生存法则求存。”
然后他又问苏长青:“是不是这么回事?”
苏长青这次坚决站队张导:“所以您这部电影里男主在灭村后复仇也仅仅是生存权被剥夺后的绝望之举,整部电影下来他的觉悟没有任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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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青还是不认同:“姜导这故事是历史虚无主义,您假设了一个村庄的几百号村民极度封闭,在八年抗战之后依然没有基本的是非立场,等于说他们是蠢死的。”
张导一直在摇头:“我知道你是故意的,你可得接受我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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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活着》获得戛纳评审团特别大奖,葛忧封了影帝,《鬼子来了》恐怕就是在复制这种成功,后来果然也拿了戛纳评审团大奖。
连阿佳妮听着翻译都发现了问题:“我很难理解,是什么样的军队会把两个危险的俘虏随便扔给一个农民,然后就置之不理了呢?”
这个不能怪姜导,原著小说就是这么写的。
故事发生在河北,抗日末期仍在那坚持敌后抗日的还能是谁,阿佳妮和张曼玉等人不知道,其余人的心里都清楚。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俘虏极少,难以想象会如此随意地处置,对方还是用枪指着男主的头,不但逼他保管好人,还得抽空审审。
当时农民近乎百分百文盲,审个屁,实在是匪夷所思的情节。
绝大多数后来吹捧这部电影的文章都回避了这个最关键的情节,实际上问题显而易见,连一个外国人都感觉不合理。
苏长青笑着夸了阿佳妮一句:“你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姜导也明白这是硬伤,叹了口气:“总得有个设定,小说最初就这么写的。”
苏长青微笑着敬他一杯:“所以姜导为了说这样的故事,只能先接受这样的魔幻设定。”
张导缓缓嚼着花生米:“你这做法危险,是在强行表达自己的观点。”
姜导喝了口酒,跳过了这话题,仍然非常自信:“故事是弱了点,那也得看谁说,我有把握讲好了。”
这是握有话语权的自信,他也的确值得拥有,姜导的才华无可置疑。
他反问苏长青:“再怎么着我这也是抗日片,您还能拍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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