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七章 很有号召力
杜可可对此的解释是:“我们的新厂长三把火烧得很旺,以后不让挂靠了,厂里得实实在在地介入每个项目。”
所谓介入每个项目,也就是参资入股每部想挂靠的电影了。
苏长青知道韩这个人比较强势,挂名了许多电影,连周星驰的《长江七号》和《西游记降魔篇》,他都是制片人。
可那是几年后的事,难道现在就开始了?
商场上利益均沾很正常,想分杯羹可以商量,苏长青不是独食而肥的小气鬼,拍摄到这份上突然来这么一下未免太不地道。
另外厂里修改未来工作方针也无可厚非,但不该溯及过往,这也是个惯例。
牢骚毫无意义,有了问题就必须得解决。
北影不让挂靠了也不是无路可走,还可以挂别的厂,之前《公主的决断》同时也挂过内蒙厂。
但这些都不是好办法,两年后韩厂长就执掌中影了,得罪人的事最好别干,最好还是继续寻求与北影合作,无非是多让些利。
然而事情并没有杜可可说的那么简单。
事先约好了时间,韩厂长在办公室很热情地接待了苏长青。
“三个月不见,苏导演越来越帅气了。”
领导见面说好话,多数时候不是好兆头。
寒暄几句后韩厂长直截了当说了:“我们厂最近调整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再接受挂靠,不过与《移动迷宫》的合作是之前定的,原本不会受此影响。”
不受影响还停了合作,那就是另有原因,或者另有借口。
然而还真不是借口:“厂里最近在搞改革,一直比较忙,我是最近才得知,你开拍后的剧本和之前与我们签约合作时的不太一样?”
的确不一样,《移动迷宫》原本是照抄原片的,定稿后办理了挂靠等所有手续,也过了审。
然而之后与大卫.兰道商讨继续合作,为了不用好莱坞演员而改剧情引入《大逃杀》内核,重新过审却没有再通知挂靠单位。
苏长青不得不承认工作失误了。
之前挂靠比较简单,只要过审就不太干涉,现在出了事再回头看,显然不够严谨。
另外韩厂长后来虽然制片出品了各种题材的电影,自己拍的却都是三个“大业”一类的红色影片,《移动迷宫》内容即便有些激进但毕竟思想是进步的,也想当然地认为他不至于不满意。
可事情的确办得不妥,显得不尊重合作伙伴,应该诚恳给人家道歉。
然而问题也不是出在这。
韩厂长摆了摆手:“我今天不是听你道歉的,大家都是摸索着工作,免不了犯错误,你这个片子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内容,而是用人。”
用人出了问题?
肯定不是国内人员,苏长青立刻想到了朴宇宪和前田信子。
果不其然,韩厂长接着说:“你这部片子用了大量日韩演员,经过背景调查了吗?”
苏长青苦笑着摇了摇头,如果日韩演员出了问题,那可就麻烦了。
之前拍《我的野蛮女友》时他很慎重,对演员的背景作了调查,这次与日韩影视公司合作时却没有提相关要求。
现在看来是个大疏忽。
二十年后因为疏于背景调查而扑街的影视作品有不少,主要因为演员有不当网络言论或者黑隐私,苏长青这根弦显然没有在九十年代绷紧。
毕竟网还没通,请的又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能有什么问题呢?
然而现在他明白了,这些人如果有问题那就是大问题。
“你这部片子很有号召力啊。”
韩厂长显然已掌握了不少情况,先说了包括朴宇宪在内的两个韩国街头运动积极分子:“这两个人都被警方抓捕过,思想比较危险激进。”
所谓的号召力,就号召了这种人。
而后重点讲了前田信子:“这人虽然是演员,但同时也是《赤旗报》的记者。”
“我还真不知道她是个记者。”
“《赤旗报》是日共的机关报,不过这不是问题,二战期间我们和日共是反侵略战争的同志。”
“我想也是,大家都是同志。”
“问题是她的家庭背景太复杂了,就不一定是同志了。”
“哦?”
苏长青想起前田信子讲的那个故事,看来不是信口开河,但现在也只能装作一无所知了。
果然韩厂长说她父母都是赤军成员,母亲后来怀孕退出,父亲逃亡海外不知所踪,这些年一直被美日通缉。
如果因为这个不合作了,苏长青有些不服气,再说赤军在国内并不是非法组织。
“无论如何那都是她父母的问题,我们也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聘用了。”
“道理是如此,但问题没那么简单,”韩厂长顿了一下:“据我所知,这部片子如果不换演员,即便拍完也可能过不了审。”
苏长青急了:“这好像小题大做了吧?!”
“其实我也不大懂这些问题,总之得慎重,”韩厂长也有些无奈:“我是说很可能不过审,没说一定。”
他说可能,基本板上钉钉。
苏长青一时有些气急败坏,但却没法表露出来。
不过审那就无法在国内公映了。
这样的情况其实不少,比如姜文的《鬼子来了》、老谋子的《活着》都是拍完以后不能过审,虽然在外面获了奖,始终也没国内公映。
办公室的挂钟滴答滴答响,令人心烦。
《移动迷宫》原本就是简单的商业片,不涉政治。
《大逃杀》反映社会问题鞭挞人性,也不涉政治。
然而到了苏长青手里,却引入中日韩三国演员影射现实,结果引来了所谓志同道合的人。
这个因其实在《太平号》里就种下了,他当时就作了许多反战暗示,结果在某些人心里贴上了自己人标签。
这只能说活该了,非要卖弄有思想,结果自找麻烦。
换演员并不容易,前田信子是日方主演,换掉她得重拍不少戏,包括与韩方的一些对手戏,接近已拍部分的三分之一,无疑得增加一大笔开支。
韩厂长见他沉默,接着又说:“你是个有才华的年轻导演,这么建议也是出于对你的爱护,所以才没直接吊销《移动迷宫》拍摄许可证,而是委托我来说服。”
看着韩厂长意味深长的眼神,苏长青脑子里却浮现出另外一个毫不相干的场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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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介入每个项目,也就是参资入股每部想挂靠的电影了。
苏长青知道韩这个人比较强势,挂名了许多电影,连周星驰的《长江七号》和《西游记降魔篇》,他都是制片人。
可那是几年后的事,难道现在就开始了?
商场上利益均沾很正常,想分杯羹可以商量,苏长青不是独食而肥的小气鬼,拍摄到这份上突然来这么一下未免太不地道。
另外厂里修改未来工作方针也无可厚非,但不该溯及过往,这也是个惯例。
牢骚毫无意义,有了问题就必须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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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都不是好办法,两年后韩厂长就执掌中影了,得罪人的事最好别干,最好还是继续寻求与北影合作,无非是多让些利。
然而事情并没有杜可可说的那么简单。
事先约好了时间,韩厂长在办公室很热情地接待了苏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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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影响还停了合作,那就是另有原因,或者另有借口。
然而还真不是借口:“厂里最近在搞改革,一直比较忙,我是最近才得知,你开拍后的剧本和之前与我们签约合作时的不太一样?”
的确不一样,《移动迷宫》原本是照抄原片的,定稿后办理了挂靠等所有手续,也过了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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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青不得不承认工作失误了。
之前挂靠比较简单,只要过审就不太干涉,现在出了事再回头看,显然不够严谨。
另外韩厂长后来虽然制片出品了各种题材的电影,自己拍的却都是三个“大业”一类的红色影片,《移动迷宫》内容即便有些激进但毕竟思想是进步的,也想当然地认为他不至于不满意。
可事情的确办得不妥,显得不尊重合作伙伴,应该诚恳给人家道歉。
然而问题也不是出在这。
韩厂长摆了摆手:“我今天不是听你道歉的,大家都是摸索着工作,免不了犯错误,你这个片子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内容,而是用人。”
用人出了问题?
肯定不是国内人员,苏长青立刻想到了朴宇宪和前田信子。
果不其然,韩厂长接着说:“你这部片子用了大量日韩演员,经过背景调查了吗?”
苏长青苦笑着摇了摇头,如果日韩演员出了问题,那可就麻烦了。
之前拍《我的野蛮女友》时他很慎重,对演员的背景作了调查,这次与日韩影视公司合作时却没有提相关要求。
现在看来是个大疏忽。
二十年后因为疏于背景调查而扑街的影视作品有不少,主要因为演员有不当网络言论或者黑隐私,苏长青这根弦显然没有在九十年代绷紧。
毕竟网还没通,请的又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能有什么问题呢?
然而现在他明白了,这些人如果有问题那就是大问题。
“你这部片子很有号召力啊。”
韩厂长显然已掌握了不少情况,先说了包括朴宇宪在内的两个韩国街头运动积极分子:“这两个人都被警方抓捕过,思想比较危险激进。”
所谓的号召力,就号召了这种人。
而后重点讲了前田信子:“这人虽然是演员,但同时也是《赤旗报》的记者。”
“我还真不知道她是个记者。”
“《赤旗报》是日共的机关报,不过这不是问题,二战期间我们和日共是反侵略战争的同志。”
“我想也是,大家都是同志。”
“问题是她的家庭背景太复杂了,就不一定是同志了。”
“哦?”
苏长青想起前田信子讲的那个故事,看来不是信口开河,但现在也只能装作一无所知了。
果然韩厂长说她父母都是赤军成员,母亲后来怀孕退出,父亲逃亡海外不知所踪,这些年一直被美日通缉。
如果因为这个不合作了,苏长青有些不服气,再说赤军在国内并不是非法组织。
“无论如何那都是她父母的问题,我们也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聘用了。”
“道理是如此,但问题没那么简单,”韩厂长顿了一下:“据我所知,这部片子如果不换演员,即便拍完也可能过不了审。”
苏长青急了:“这好像小题大做了吧?!”
“其实我也不大懂这些问题,总之得慎重,”韩厂长也有些无奈:“我是说很可能不过审,没说一定。”
他说可能,基本板上钉钉。
苏长青一时有些气急败坏,但却没法表露出来。
不过审那就无法在国内公映了。
这样的情况其实不少,比如姜文的《鬼子来了》、老谋子的《活着》都是拍完以后不能过审,虽然在外面获了奖,始终也没国内公映。
办公室的挂钟滴答滴答响,令人心烦。
《移动迷宫》原本就是简单的商业片,不涉政治。
《大逃杀》反映社会问题鞭挞人性,也不涉政治。
然而到了苏长青手里,却引入中日韩三国演员影射现实,结果引来了所谓志同道合的人。
这个因其实在《太平号》里就种下了,他当时就作了许多反战暗示,结果在某些人心里贴上了自己人标签。
这只能说活该了,非要卖弄有思想,结果自找麻烦。
换演员并不容易,前田信子是日方主演,换掉她得重拍不少戏,包括与韩方的一些对手戏,接近已拍部分的三分之一,无疑得增加一大笔开支。
韩厂长见他沉默,接着又说:“你是个有才华的年轻导演,这么建议也是出于对你的爱护,所以才没直接吊销《移动迷宫》拍摄许可证,而是委托我来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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